那么，哪一个观念担负这个形而上学的责任呢？就是天道这个观念。

由于垄断劳动条件的资本家用一个较低价格在市场上购买了劳动力，由此就取得了无偿占有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社会权力，货币由此成为了资本。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和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把经济上的世界市场加上政治上的国家体系，作为把握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世界历史背景： 不言而喻，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

关 键 词：劳动  资本  国家  人民主体论  现代化新道路  《资本论》 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首倡的劳动主导的现代化新道路，在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创新中，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当代体现和新发展。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一开头，马克思就提到，劳动从资本那里得到的这些东西就是资本本身，文明社会，‘工人和资本家是两类不同的人[1](P7，151)。我们希望表明，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1649-1659年，克伦威尔军事独裁，社会动乱，农民起义，矛盾不断。然而，商品不是被设定在这一规定上。

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但是，一来通晓诸多西文绝非易事，二来英文如今仍是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知识的主要语言和文字载体。

这也正是温故知新的含义所在。[8] 《文汇学人》，第175期，2015。一旦不知自律甚至心存投机取巧之念，纵使一度可以眩外以惑愚瞽，终不免落入贻笑方家而不自知的境地。现代中国哲学的诠释和建构，都不能回避西方哲学的因素。

具体内容不必在此重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参考。博士论文的成败，选题至关重要。

题目选得好，事半功倍。如果发生误解，不是中文理解能力有问题的话，就恐怕是刻意的曲解了。换言之，对于现代中国哲学来说，无论成败、好坏和深浅，西方哲学的引入都是一个基本的存在。这种做法既忽视了世界上不同民族作为共同人类所具有的经验的普遍性，也忽视了人类不同文化传统早已处在彼此的交流之中这一历史事实，无形中在强调特色的表象下助长了孤立主义的危险。

如何了解它们？舍古典文献之外别无他途。正如开头所说，尽管这些年来因应不同的机缘，我对中国哲学方法论一直有所思考，本文之作也正是这样一种结果。对以西解中来说，中也完全成为消极被动的方面，西则是完全主动的作用方，如果不是施暴方的话。我的看法是，如果生搬硬套西方某种理论作为范式（paradigm）来裁剪中国哲学是一种边见（antagrāha-dṛṣti），那么，试图从现有的中国哲学中摈弃任何西方哲学要素的倾向和主张，也是同样。

[2] 最初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页77-87。无论三者在深层结构的根源处是否具备理一的通性，在话语结构的现象层面，三者之间的分殊毕竟不可掩。

在我看来，唐先生在充分顾及中、西、印三大哲学传统各自特质的基础上所表达的对于哲学的看法，牟宗三先生在《现象与物自身》中提出的哲学原型的说法，都有助于建立一种理一分殊的哲学观。但这种做法仍要通过对相关人物思想的探讨，才能将所谓的问题呈现和澄清。

因此，除了一些确有真知灼见、予人启发的文字，也偶有一些欲进反退的非常可怪之论。就此而言，其中所涉问题仍与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大有关系。例如，牟宗三的《现象与物自身》固然是其两层存有论的建构之作，但其建构的过程，充满了大量对儒、释、道原始文献的诠释。毫无疑问，无论诠释还是建构，迄今在现代中国哲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前辈与时贤，无一不对西方哲学有着深入的了解。不过，即使如此，只要是研究张三其人的思想，探讨的对象便仍需是张三所思考的问题，而不是其生平传记，后者是史学专业的工作。同时，也使建构能够不至脱离中国哲学传统的基点，变成与中国哲学传统不相干的东西。

这也说明，侧重表达自己的建构，必须以侧重理解他人的诠释为基础。另一方面，不具备直接阅读和理解西方文献的能力，只能依赖于中文的翻译，西学素养和国际视野能够达到何种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每只青蛙的井口大小并不一样。总之，就西学素养而言，我的看法可以用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中的这样一段话概括：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而言，关键不是用不用西方哲学的问题，而是用得好坏与深浅的问题。

首先，指出现代中国哲学是一种比较哲学，必须肯定世界上不同哲学传统处在一种共生共成的整体脉络之中。如此一来，现代中国哲学还剩下多少内容，就是可想而知的。

而重在表达自己较成系统的思想观念的著作，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唐君毅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牟宗三的《现象与物自身》、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陈来的《仁学本体论》和杨国荣的《道论》等，则可以说是建构的表率。前者主要在于理解别人，后者主要在于表达自己。只有熟悉这些古典，才能了解中国哲学传统中蕴含的各种问题意识。其次，与以西解中、汉话胡说和反向格义的单一指向不同，我在提出援西入中时明确指出，如果援入只是指出西方哲学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内部不容闪避的客观存在，那么，援入的结果，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各种形态中，却可以各有不同。

显然，如果说哲学史以诠释为目的，哲学以建构为追求，那么，就现代中国哲学来说，如何看待和处理哲学史与哲学的关系，我的看法也就无需赘言了。但在我看来，只有先无我，即经过一个充分理解他人的过程之后，才会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而有我。

因此，我在以往的文章中也明确指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自始就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哲学。对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进一步思考来说，如此应该更具建设性的意义。

其二，除了我们视为人类思考活动必须普遍遵从的逻辑分析方法，是否还有其他可以作为哲学工作的论证方式？这一点，也是与对哲学的理解有关而需要思考的。显然，中国人文学研究的任何一个课题，恐怕都已经在海内外积累了相当的成果，如果我们中文世界的学者不能具备一种全球的眼光，自觉地将中国的人文学（不只是中国哲学）放在世界学术界的整体范围中来加以考察，充分吸收和消化海内外既有的研究成果，那么，真正的推陈出新是不可能的。

在此，我就以中国哲学专业博士论文的写作为例，略加说明。当今之际，对于作为一种比较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我一方面认为其中的两层含义需要兼顾，不能偏废。用我以前文章中的话来说，即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建立，无法也不应当通过与西方哲学绝缘的方式来实现。反之，充分吸收前辈时贤的思想成果，就好比练就了北溟神功，能将古今中外那些最为优秀的思想理论源源不断汇入自身，作为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源头活水和充足养料。

对于西学素养、文献基础和国际视野这三元一组的观念来说，国际视野应该最容易理解和不发生争议。近年来，关于如何从事中国哲学，似乎又重新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

现代中国哲学中，一系列研究中国哲学传统的杰作，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系列、牟宗三的《佛性与般若》和《才性与玄理》、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及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等，堪称诠释的楷模。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两点有必要澄清。

当然，无论如何，对相关研究善会其意，察其得失，都可以成为进一步思考的助缘。另一方面，我也要特别提出两点进一步的思考，供学界斟酌。